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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古族“風馬”習俗溯源:什么是風馬?

簡介:塞罕塔拉草原敖包上的黑穆熱(五色風馬),旗子的五種色彩藍、白、紅、黃、綠,在蒙古族古老的信仰中分別代表著藍天、乳汁、生命、大地和草木?! ∷^“風馬”,是指蒙古民間盛興過的立桿飛揚或張貼室內,拓印在白 ...

塞罕塔拉草原敖包上的黑穆熱(五色風馬),旗子的五種色彩藍、白、紅、黃、綠,在蒙古族古老的信仰中分別代表著藍天、乳汁、生命、大地和草木。

  所謂“風馬”,是指蒙古民間盛興過的立桿飛揚或張貼室內,拓印在白布和紙上的駿馬圖?!帮L馬”一詞,蒙古原文為heimori。在蒙古語中 “hei”即氣體或風,“mori”即馬。因此一般直譯為“風馬”,也有譯作“天馬”的。不過,heimori的真正含義卻比其表面圖案深遠,是人們對命運吉祥如意的寄托,也就是“運氣”或“命運”的象征物。所以也可以譯成“命運之馬”或“幸運之馬”。

  仰“風馬”的風氣,不只是盛行于伊克昭盟地區,其它地區的蒙古人當中曾經也有過這個習俗。迄今為止,人們所收集到的“風馬”圖形有兩種,一種是反映蒙古族宗教生活的,—種是反映蒙古族生產活動的,附印在上面的文字都是藏文。目前,人們常介紹的是反映宗教生活的“風馬”(如圖所示),也就是當今鄂爾多斯蒙古人門前旗桿上懸掛的那一種。它的圖案正中是揚尾奮蹄、引頸長嘶的駿馬,馱著如意瑰寶飛奔;駿馬上方是展翅翱翔的鯤鵬和騰云駕霧的青龍;駿馬下面是張牙舞爪的老虎和氣盛血涌的雄獅。這五種動物以不同的姿態和表情表現了它們勇猛威烈的共性。人們把這個圖案拓印在十余厘米見方的白布或白紙上,張貼于墻壁,懸掛在旗桿上,或拿到高山迎風揮撒,讓風把它帶到遠方。不管取何種形式,其意義實質上都一樣,人們希望自己的前途像乘風飛騰的駿馬一樣一帆風順。

  起“風馬”的來源,我區有些研究家認為,它是蒙古民族的偉大創造,是在蒙古地區土生土長的故俗。并且認為黃教傳入蒙古地區后,對其作了某些改動,如增加藏文內容等,但它的圖形仍然是蒙古“隆當”原來的圖案,沒有任何改動。然而這種說法是不足為據的,因為蒙古文化史告訴我們這種事實是不存在的。首先拿他們引以為據的“隆當”這個詞來說,就不是蒙古語,而是“風馬”藏語名稱“龍達”的不同音譯。在藏語中“龍”即“風”,“達”即“馬”蒙古語heimri是藏語“龍達”的意譯。至于在蒙古民間盛行的“風馬”圖及其畫面上的藏文,顯然也不是黃教傳入蒙古地區之后,對蒙古“故俗風馬”進行改變或增減其內容時加上去的。實際上,它是按其本來面貌傳入蒙古地區迎的雪域文化。因此,我們有理由肯定此物不是蒙古人的發明,而是隨著喇嘛教傳播到蒙古地區后,被蒙古人吸納和接受的藏族習俗。

  么“風馬”的發明者是不是藏民族呢?也不是。據藏族學者的報道,根據藏文古籍記載,藏俗“龍達”的發明者,是一個名叫貢則尺杰加布的人。貢則是孔子的藏語音譯,尺杰加布是藏族學者贈給孔子的溢號,意思是“智慧大王”。據此,人們不無道理地認為,孔子曾任過從事巫、史、禮、卜等“儒”職,他有可能曾將馬牛之類畫在紙上,作為犧牲的代用品燒化,以祭祀死者,由此發明了“龍達”。據說,“龍達”剛傳到西藏時,也是作為給死者的祭品而火化。后來才不再作祭品燒它,讓它乘風而去在空中自由翱翔,成為祝愿命運吉祥如意的寄托。

  此看來,“風馬”的歷史可上溯到孔子時代。早在那時,藏族就有了信奉“風馬”的習俗。蒙古人信仰此物的具體時間,雖然史無記載,但其歷史并不久遠。這可以通過回顧喇嘛教傳入蒙古地區的歷史得出答案。首開信仰黃教風氣之先的,是伊克昭盟鄂爾多斯蒙古部祖先庫圖克圖徹辰鴻臺吉。公元一五六六年庫圖克圖徹辰鴻臺吉,親往西藏朝圣并皈依喇嘛教,是第一個入藏受戒的蒙古貴族?;貋砗笏e極倡導喇嘛教,大力籌建喇嘛廟,于明崇禎年間伊克昭盟第一座召廟準格爾召落成。到了清初,香火更盛,所建廟宇日益增多。在乾隆年間,伊克昭盟已是經聲朗朗,法輪滾滾,號稱召廟二百八,喇嘛二萬的黃教大盟??梢?,此地喇嘛教與群眾生活結合之深,是其它地區無法相比的。

  這蒙古族宗教信仰大轉變時期,蒙藏文化相互交流日趨繁榮發展之際,作為佛教文化的“風馬”傳到內蒙古各地是很自然的。所以,筆者認為,“風馬”在內蒙古得以盛行,并形成風氣,是在明末清初,從那時起,一直到清末和民國中期,是各地蒙古人信奉“風馬”的最盛時期。因此,我區有些研究家所持成吉思汗去世后盛行之說,是站不住的主觀臆斷,因而是不足為據之說。

  這么說“風馬”文化是不是就沒有蒙古民族文化特點了呢?當然不是。此物傳播到蒙古地區后,因為適應了當時蒙古社會發展的需要,又能夠與本民族文化傳統相融,所以它為蒙古人廣泛借用或吸納之后,用自己的文化方式改變它、發展它,從形式到內容有發展。既產生了反映蒙古族經濟活動的“風馬”圖,也出現了同成吉思汗祭禮融合在一起的“風馬”,即人們所說的“祿馬風旗”,并被視為表現民族尊嚴和祝愿民族興旺發達的吉祥物。這是在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當中,由于兩種文化不斷磨合、協調、適應,并加入具有蒙古文化特點的成分后,逐漸形成的有著本民族文化特點的 “風馬”文化。但也不能因它已構成自己民族文化特點的一部分,認定它是本民族的故俗,而忘掉了與原產地文化的親戚關系。因為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,是民族傳統文化發展與變遷過程中出現的必然現象。任何一個民族文化復合體中,都表現出其他民族文化多重因素影響的痕跡。筆者認為探明各種文化的親戚關系是必要的,如果強指為家屬關系,那樣是不妥的。

  目前,隨著歷史的發展,時代的變化,蒙古人信奉“風馬”的風氣,和以前相比也大不一樣了。多數地區幾近絕跡,個別地區依然盛行。在我童年時,我的故鄉科爾沁地區蒙古民間可以說處處有“風馬”飛揚。這是六十五年前的事了。但現在由于信仰者銳減,幾乎被年輕一代所遺忘,已經不盛行了。但其遺風卻用一句幽默中帶苦澀的俗語被保存下來。如人們常把那些辦事荒唐或背運倒霉者稱之為“風馬臥倒”的家伙,不會交好運。

  在伊克昭盟情況則不同,那里立桿飛揚“風馬”的風氣至今仍然盛行。凡是蒙古人門前都有“風馬”桿,旗桿頂端安裝象征成吉思汗大皂纛的三叉戟。此風之所以長盛不衰,其原因不外乎是,鄂爾多斯地區是率先傳播喇嘛教的地區,因此其歷史長影響也深。更為重要的原因是,后來“風馬”與成吉思汗祭禮的有機結合、和諧發展所獲取的效果,對社會產生了更為深遠影響。所以在那里此俗沿襲至今尚未消失,一直不間斷地延續到今天。

  那么鄂爾多斯蒙古人門前為什么有的立兩個“風馬”桿,有的人家就立一個“風馬”桿呢?大凡寫文介紹此物者,一般都寫兩個“風馬”桿,但對其原由均不作交待。于是乎就有研究家寫文考證說,這是受喇嘛教影響之后,由原來的一個旗桿變成了兩個旗桿。這又給人們傳遞了一種錯誤信息,鄂爾多斯蒙古人門前一律都立兩個“風馬”桿。其實并不盡然,也有很多人家只立一個“風馬”桿而不是兩個。這是由每個家庭的傳統習俗決定的。有的人家只供奉成吉思汗的大纛,他們就立一個 “風馬”桿;有些人家則按照自己家庭傳統習慣,在供奉成吉思汗大纛的同時,又要供奉本家族的族微,他們就要立兩個“風馬”桿。因此,這種習俗上的差異與區別,與喇嘛教沒有任何關系。